“詩人”張煒橫空出世,《不踐約書》驚現詩壇

作者:張瑾華 | 來源:錢江晚報企鵝號 | 2021-02-28 | 閱讀:

  導讀:《不踐約書》是茅盾獎得主、當代著名詩人、作家張煒的重磅最新長詩力作。以作家所熟識的特定空間為地理背景,敘述內容穿越于古齊國與當今社會,融入悠久的歷史文明和以海濱文明為背景的歷史文化,用詩的形式完成穿越歷史和文化的藝術超越。《不踐約書》的出版,詩人張煒以新的文學身份為人所知……

  
  要當一個“智者”很難。張煒認為,在現代,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尤其是在這個數字時代,無論多少物質財富都買不來人生的真正安逸和充實感。生逢數字時代,現代人的心靈何處安放,這依然是一個問題。

  于是有了《不踐約書》。

  “用余下的半生寫一封長箋,記下無所事事的外鄉。”“計謀堪稱完美:“寫詩吧。”

  從半夜推敲到黎明,而后,“頭懸梁錐刺股”,一陣死磕。

  “我將趕回大山那邊/守住那片小小的菜地/照料那棵小小的桃樹。

  “我已準備得太久。

  “擺渡者手提一壇迷魂酒結/伴去陶淵明的園子/人家正在籬下采菊/看一眼來人,默默無語”。

  以上詩句,可以看作是詩人張煒寫詩時的自況。

  《不踐約書》是茅盾獎得主、當代著名詩人、作家張煒的重磅最新長詩力作。評論家們認為,該作雖然以詩歌為表現形式,以愛情為呈現線索,但實際上已經超越傳統意義上的詩歌概念和邊界,作家調動人文、思想、歷史、哲學、文學、藝術等綜合手段,以強大的精神背景和調動超出常人的寫作能量,打造出的一個具有巨大沖擊力的復合性文本,可以視為其代表作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的另一種呈現方式。這首長詩分為52節,以作家所熟識的特定空間為地理背景,敘述內容穿越于古齊國與當今社會,融入悠久的歷史文明和以海濱文明為背景的歷史文化,用詩的形式完成穿越歷史和文化的藝術超越。

  詩人張煒,是不是讓我們有一點陌生?我們熟知的是那個曾以煌煌巨著《你在高原》而獲茅盾文學獎的著名作家張煒,《不踐約書》的出版,詩人張煒以新的文學身份為人所知,但事實上,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,喜歡張煒的讀者們,早在他的《九月寓言》和《古船》時期,就能從他的字里行間感受到濃厚的詩意,綿綿不絕的發自心靈的詩情。只不過,那是另一種“詩”。

  張煒告訴我們,一個年過花甲,功成名就的,幾乎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定格在文學史上的作家,依然可能轉型。

  剛剛過去的一年,張煒自謙說自己寫得極少,只有這部長詩和中篇小說《愛的川流不息》。他說現在寫得越來越少了,因為體力減弱了。事實上,對于作家來說,這樣體量的創作,怎么可能是“少”?

  “主要是閱讀多了,覺得有那么多必讀的文字一直沒有讀。我除了瀏覽當代中西書籍,細讀的主要部分還是中外經典。古代經典中的現代元素很多,這種認識過程也許是有意義的。因為深讀經典而變得現代,這才是真正的現代。如果一個寫作者犯了偽現代偽先鋒的毛病,可能主要就是因為走捷徑,直接依據和模仿現成的‘現代’所造成的。我想,自己要避免這樣的偏差。”張煒這樣回顧自己的庚子年。

  張煒說,這部“不踐約書”,卻實在是他的心約之作。攜詩走向靈魂深處,避開一段漫長枯寂的時光。這是剛過去的庚子年的我們可能的境遇之一。張煒說,“我珍惜這部詩章。”

  在與作家張煒的對話中,記者感受到那種思想的沉靜魅力,而他內在的詩意與激情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始,一直源源不斷地輸送到今天。正如張煒所說,我們每一個人,隨著年齡的增長,會遇到冷峻的時刻。在過去、現在,未來,我們隨時都可能遇到冷峻的時刻。作家只是更自覺地在紀錄這些冷峻的時刻。

  張煒說,一段較長的孤處和獨處,會有利于思想和形象的歸納。思與詩,這二者的交融正是文學的成長。在他眼中,寫詩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僅僅是精神振作了高興了也不行,那也不一定出詩。沮喪當然更不適合寫詩。有人說憤怒出詩人,那是一般的談談而已。

  踐約?不踐約?人生之約何其多?愛情之約。文學之約。歷史之約。思想之約。可為什么,他要給這部長詩取名為《不踐約書》?《不踐約書》最大的詩與思的核心表達應該是“不踐約”,我們現代人又為什么不能踐約,不想踐約,無法踐約?在這個時代,客觀上沒有“踐”的“約”又是什么,原因何在?

  張煒解釋這個“不踐約”之核到底是什么。他認為,契約精神是人類最寶貴的精神財富。中國人講“言必信行必果”,西方人講履行和遵守約定,都是一樣的。失去了這種精神,一個社會一個民族就會陷入失序失信的狀態,生活也就徹底毀掉。但不踐約有時并不是故意的,這是人類的一種生命特質,是本能的一部分。心靈和身體并非是一致的,這二者在許多時候是極不一致的。我們在生活中還會遇到很多“不可抗力”,這也難以踐約。命運,機遇,可能與不可能,種種復雜的情況都需要考慮到,都需要追究到,這才能寫出不踐約的因果和結局,寫出它的悲劇意味。

  “有約有信,是生活的基本規則,從做人到其他,都依賴這個。說話不算話,欺騙,背棄,毀約,一切也就全部垮掉。沒有建立起信任感的人生和社會,是完全失敗的。這種頹敗之路我們都不陌生,對作惡已然習慣。但是有時候我們會遇到合約中常常出現的一個字眼,即‘不可抗力’。也就是說,一種個體或集體皆無力戰勝的境遇中,有些約定是無法執行的。這是沒有辦法的事。我們在現實生活的合約中強調的,常常是客觀上的‘不可抗力’,卻很少追究主觀上的同一種力。人性的不完整性,注定了人生的最終毀約。人不可過于相信自己的理性和意志,更不能著迷于自身的道德。人的唯一出路,就是要從認定自身的無力開始。”張煒說。

  “不踐約”的主要原因,除了故意違約,更多的還是其他,是“身體卻軟弱了”。張煒說的“不踐約”,也是我們當下的社會,當下的個人共同的困境。

  《不踐約書》的長詩意象,你能感受到那種多重、紛繁和復雜。他的視野很寬廣,并不只限于東方的,中國的,我們在長詩中還讀到了“梭羅之思”、“艾略特的荒原”、“唐吉訶德”,讀到荷馬史詩等西方語境里的文化符號,詩人的打量從東方延伸到日本,延伸到西方。在《不踐約書》中,東西方文化在交流,在交匯。

  張煒的詩很美,很大,豪放與柔情可以并存,四海內外與個體心靈可以并存,歡笑與歌哭可以并存,放誕與靜思可以并存。大海與陸地,東方與西方,可以并存。于是,有了一個浩大又不空蕩的世界,人在其中。人是小的我,也是大的我,可以并存。

  張煒愛陶淵明,也愛蘇東坡,曾經為這兩位古人寫過不少文字。張煒喜歡杭州,因為杭州有蘇東坡,他曾為了蘇東坡而來,他曾在舊文中這樣寫道——

  “我去杭州的時間是一個秋天,菊花正好時節。記得那一天有些冷,和我同行的一位朋友不斷地在身側發出“嗤嗤”的聲音,夸張地表達著捱冷的感覺。天要變了,天色已經不好,偌大一個西湖顯出了灰暗陰沉的樣子。風在隱隱加大,湖水已經在拍岸了。秋天的感覺非常強烈。

  我又一次覺得蘇東坡一生都是在這種秋冷里編織他的夢境。他是一個浪漫的人,一生無論怎樣坎坷,都童心未泯,都要設法做一些夢。他至死都要追求完美。他這一生,從南方到京都,被貶,被寵,宦海沉浮,多少次死里逃生。可他仍像一個孩童那樣純潔無邪。

  他也有幸,后來結識了一個叫“朝云”的女孩。”

  庚子年去,辛丑年至。新的一年,“我們做游戲,對歌,吵一點架”。我們,也可以像陶淵明和蘇東坡那樣,“盡情享受活水烹茶的日子”,既可以有大雅之事,也可以有大俗之事。可以痛飲一場,“不醉不歸,醉也不歸”。

  《不踐約書》說,其實,我們都可以擁有更好的人生。而從“不踐約”到“踐約”,也是張煒藏在內心的理想主義。

  新春佳節期間,記者與張煒有了一次關于《不踐約書》的對話,以下是本報記者與張煒的對話實錄——
 

  張煒在路上。
 

  【有人說憤怒出詩人,那是一般的談談而已】
 

  錢江晚報:“詩人張煒”這一新的文學身份,是否早就是您文學生涯中預設要完成的?“大約在七三年的夏天/我因沮喪寫出了第一首詩/從此就踏上山重水復疑無路”,是這樣嗎,您是從1973年就寫詩了嗎?現在就“詩人張煒”這一重身份,您收到了文學界一些怎樣的反饋,圈中朋友們是否有些驚訝?

  張煒:我從1973年開始寫詩,一直沒有間斷過,這二十多年中出版過多本詩集,也在雜志上發表了許多。讀者沒有特別關注這些詩是正常的,因為我對自己的詩也并不滿意,可以說和很多專門寫詩或以詩為主的人一樣,一直處于苦苦求索之中。現代自由詩自白話文運動以來就是我們當代文學的難題,大概需要不止一代人才能破解它。我們有可能長期以來對它存有誤解,比如有意無意地將一些富有詩意的韻文當成了詩的主體部分。我們混淆了“詩意”與“詩”。前者可以是廣義的詩,后者應是狹義的詩,即純粹的詩、純詩。我專注的一直是狹義的詩,它更靠近音樂。所以這是極有難度的一種體裁。就此來說,近幾十年來現代自由詩是發展最快也最有實際貢獻的時期,雖然問題極多。

  錢江晚報:寫《不踐約書》長詩,是即興之作,即興的行為,還是醞釀多時,如果沒有這個特殊的庚子年,會不會有這部長詩出生?

  張煒:一部千余行以上的長詩,其體量的蘊含不會少于一部長篇小說,就體力和智力的耗費而言可能更多,這肯定不會是即興之作。一個構思在心里裝了很久,但不一定成熟。很難下手,因為不成熟。一段較長的孤處和獨處,會有利于思想和形象的歸納。思與詩,這二者的交融正是文學的成長。其他文字的寫作中,其實也同時會是一部或多部詩的醞釀過程,只是在散文化的記錄中,沒有在形式上直接達成。這里的關鍵是,一個寫作者是否將詩當成了全部文字的核心,如果是,那么他的著力點和最大發力點,最終就一定會是詩。

  錢江晚報:對于可能改變人類很多狀態、行為方式的這個剛剛翻篇的意味深長的庚子年,許多作家都想要發聲,或者說正以自己的方式在發聲,我也知道有幾位重量級作家寫了自己的作品,不吐不快,有些作家寫了長篇,您的表達,為什么選擇的是詩這一形式,而不是一部長篇、一部非虛構作品或別的什么文學形式?二十七章中有句,“肅殺的季節說來就來”,是有這樣的暗指嗎?

  張煒:作家隨著年齡的增長,會遇到冷峻的時刻。青春只是一個較為短暫的站點,它彌漫和留駐的時間不會太長。真正深邃的詩意不一定在這個階段體現出來。我個人的情況是,從十幾歲開始寫詩,近乎瘋狂地寫,不知寫了多少,但我知道并沒有寫出哪怕接近一點的心中的好詩。因為還不到時候,沒有這樣的實力和機緣。作為一個人,年輕的沖動和所謂的激情不可否定,但還沒有仁慈和憐憫的深刻體驗,沒有對悲劇的真正認知,這樣的時段要寫出好詩也極有可能,但最終還會打一些折扣。青春的名篇也有很多,但那需要從寫作者之外的他者來看,是孤立地看。一個經歷了漫長詩路的人,在其一生的勞動與判斷中,必會有個人獨到的眼光,這眼光不是他人能夠取代的。

  錢江晚報:您有一種說法,完成這部長詩似乎需下的心力,比一部長篇小說更甚,2020年6月19日完成長詩,7月29日定稿,您寫這部長詩總共花了多長時間?52個篇章,是怎樣的一個創作過程?

  張煒:具體寫一部長詩,初稿也許不會花很長時間,因為也就是一兩萬字。但是蓄積力氣,尋找機緣的過程會很長。大部分時間寫寫散文類的文字還可以,要寫詩,那可不是一件小事。僅僅是精神振作了高興了也不行,那也不一定出詩。沮喪當然更不適合寫詩。有人說憤怒出詩人,那是一般的談談而已。詩的產生狀態大概是最復雜的,不同的詩一定有不同的入口。深深的愛意,感激,傷痛,自我療救和慈悲的撫摸,這一類情緒和狀態綜合一體,肯定是詩人經常遇到的,也是最需要的。一部長詩就像一曲純度很高的詠嘆,起落波動是很大的,這之前還要有長長的宣敘做以鋪墊。所以我雖然沒有一氣呵成,但肯定是在一個大的情緒籠罩下持續工作的。所以說,沒有比寫詩更耗力氣的事情了。

  錢江晚報:詩歌有一個特點,讀者很難去解讀,可能一百位讀者讀出一百種《不踐約書》的滋味來,這其中也可能會有各種基于個人理解和不同人生之上的誤讀,是否可以說,寫詩歌是比寫小說更個人化的文學行為?在寫《不踐約書》時,您是否期待過這部詩的讀者與您產生一種怎樣的共振?如果被誤讀得很離譜,您又會如何來看待讀者的不理解?

  張煒:我說過,在所有語言藝術中,唯有詩,這里說的是狹義的詩即純詩,最靠近音樂了。有人可能搬出一些古代的所謂現實主義詩歌代表作,還有一些敘事詩和朗誦詩,指出它們的朗朗上口易懂好解,語義鮮明無誤等。這并不是說明問題的好例子。因為我們這里討論的是現代自由詩,不是廣義的詩。真正的詩,純詩,不可能用其他的文字方式取代,比如它的表達,除了用自身的形式,換了散文論說文以及小說等任何方式都解決不了。這樣的文字形式才有可能是詩。詩是不可替代的。回到這里理解一首詩的詮釋也就方便了,就是說,一部純音樂作品的詮釋方法有多少,詩就有多少;前者的空間有多大,詩就有多大。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詮釋是完全正常的。但大的審美方向與格調還是被一首詩或一部樂章給固定了的,這種固定的方法我稱之為“詩螺絲”,擰在一個地方,使之不能移位,跑不走飛不掉,也就是成了。比如貝多芬的《命運交響曲》,一般不會被誤讀為一首小夜曲或圓舞曲。
 


 

  【《水滸》的價值觀糟透了,歌頌的無非成功就是一切】
 

  錢江晚報:在《不踐約書》中,也提到了中國古代詩人,如李白杜甫陶淵明蘇軾等等,“北宋的那個頑童在迷宮里/品嘗南酒燉鱖和甜筍”,在這部長篇中,有時我們讀到灑脫不羈的李白的影子,有時讀到沉郁的老杜,如果要尋根文化上的繼承,你最親近的古代詩人是誰?為什么是他?

  張煒:我喜歡的中國古代詩人太多了,屈原李白杜甫陶淵明李商隱等等。就詩藝而言,就與現代自由詩的距離而言,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李商隱。他最靠近純詩的本質,更接近音樂的特質。中國古代大詩人的主要作品中,廣義的詩占了很大的比重。但他們最好的代表作,他們的標志與高度,當然還是狹義的詩,是純詩。沒有這一部分,也就沒有了魅力,沒有了鬼斧神工的迷人之力。但是從另一方面說,如果沒有大量的寫實詩敘事詩,沒有議論詩社會詩和記事詩,他們的廣闊性與復雜性、深深介入的深度、強烈的道德感,這一切綜合而成的詩性的力量,也會大大減弱。由此看,談詩和詩人既是統一的,有時又是具體的獨立的。只有《三吏》《三別》《賣炭翁》一類,沒有《月下獨酌》《錦瑟》一類,中國的詩和詩人也就太單一了,詩性也就大打折扣。這樣談詩,主要是詩學問題,還不是大眾話題。

  錢江晚報:第四十五章中,“我要像兔子一樣歸隱山林”,詩人談到了理想生活,“如此度過余生實在值得/多棒的鄉間遠野,聽栗子樹/純金般的葉子嘩嘩搖動”,在精神上對接古代詩人陶淵明是不是每個中國文人都是如此,逃不脫“歸隱山林”的誘惑又身在紅塵滾滾之中,對“悠然見南山”的向往,是否也是中國文人,并不僅僅文人,還包括士人們的“葉公好龍”式的想往呢?

  張煒:人生常常也要面臨兩難的選擇,入世與出世,精神的繁瑣與簡化,激烈和舒緩等,這都需要。不過就生命的安放來說,鄉野之美,自然的節奏,當然會是永恒的吸引。特別是現代人,生逢數字時代,好的方便的一面不用多說,倒霉的和極煩惱的一面也不用多說,人人自有體味。現代人離未加雕琢的大自然實在是越來越遠了,而作為最寶貴的生命經驗和覺悟,這種脫離和隔離造成的缺失是太大了。無論多少物質財富都買不來人生的真正安逸和充實感,而這種感受通常離不開山林和鄉野。多少人歸隱山林而不得,那是因為這種生存需要的條件其實更苛刻,并非是一走了之,絕沒有那么簡單。當一個人能夠處理諸多極復雜的問題,具備那些條件,我想他們肯定會欣然前往的。那就成了我們平常說的“智者”。可見當一個“智者”很難,在現代,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。

  錢江晚報:《不踐約書》的東方古典意境十分明顯,“飲下瓜干酒,磨亮老鈍刀/迎著鵝毛大雪上路/天地間一片混沌,浩浩渺渺/”,我能讀到《水滸傳》里的江湖,讀到林沖的風雪野豬林,作為一個山東人,四大名著中,您是否對《水滸傳》有所偏愛?

  張煒:我對中國四大名著中的《紅樓夢》《西游記》是喜歡的,對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》大致是不喜歡的。后兩部對我們的民族利小害多,對民族文化中劣根性的部分的生成,負有不可推脫的責任。那么多機心,那么多江湖義氣,那么多殘忍的殺戮。《水滸》基本上是歌頌流氓無產者的,這樣的一個群體不要說后來被官府招安,即便他們真的掌握了大權,這個民族也好不到那里去,那一定是遭受大劫難的開始。后兩部名著就藝術上當然有極多生動之處,因為是民間文學,由無限的創造力所完成,許多方面幾近完美。但是它們的價值觀糟透了。它們追求真理的理性力量十分薄弱。說白了,它們歌頌的無非就是成功等于一切,不問手段,只取結局,那就是獲得江山權力。這是卑鄙下作的人生觀。這種文化影響之下,許多成功人士果然無所不用其極,后果非常可怕。所謂的“醬缸文化”,有一大部分來自這兩部書,它們參與了深度培植。
 


 

  【北方與南方:膠東半島是我的精神依托】
 

  錢江晚報:您是山東人,在《不踐約書》中,“我們繼續說半島往事”,我們讀到了您對土地、地瓜和心靈故鄉的眷戀,在長詩中,我們也讀到膠東半島傳奇是其中的一部分主題,也就是詩人的“歷史之思”,您的詩句一直追溯到了秦始皇的徐福東游記,“說千古一帝渺小的貪欲”,寫徐福的詩句,非常的華美驚艷,“只有風平浪息的月夜/淳美和孤獨才簇擁了男人/他知道愛與自由千金不換”;您也寫到,“東夷人最先造出了鐵器”,每一個作家似乎都逃離不了寫故鄉,在這部長詩中,“故鄉”是否依然是您不息的寫作使命,您要在詩中接連歷史、當下和未來,給它重新的打量?

  張煒:詩與思的問題,無論大小都難以離開歷史和土地,所以半島地區對我的寫作一直起到極重要的作用,是我的精神依托,也是生長的土壤。這個半島是寫不完的,一個人對于一方土地來說等于一棵樹,要在這里汲取營養接受陽光。如果寫作者的目光和視野僅僅局限于當下的一小片現實,那就幼稚和簡單了。要關照一個立體的開闊的空間,甚至這樣做都還不夠。詩人神思的觸角必然延伸到更邈遠的空闊,那是一個無限。

  錢江晚報:看到詩中的大明湖,“去大明湖痛飲一場/在海右此亭流連一個下午/不醉不歸,醉也不歸”,性之所致,實在讓人羨煞山東人的這般豪情和性情,您這些年都生活在濟南嗎?我想起了史鐵生寫北京地壇、詩人于堅寫昆明滇池,都讓人看到作者和某個地點的緊密的生命聯系,能否談談大明湖對您是一個怎樣的地點,它在您的生命過往中是一個重要的地點嗎?

  張煒:作者與常居地的關系必然是密切的,對一座城市產生感情,就像與一個老友是一樣的。交往多了就更加了解甚至有些依賴。愛一座城市,深感她的好處與不足處,這是正常的。濟南是樸素親切的北方城市,不大不小,不像一些極力追逐洋氣的新興城市那么土氣,有歷史感,有一點傳統的氣息,這是好的一面。濟南貯藏了不可思議的能量,這很大的一部分來自南部山區,那是深遠美麗的一個地區,是泰山的北部余脈。濟南之深奧美麗,必須連同南部一起考察,或主要是考察那片山地。

  錢江晚報:《不踐約書》中還有一些方言,比如“擁嘎擁嘎”是濟南方言嗎?方言用于長詩,您當初有沒有一些風格上的考慮?

  張煒:詩中“擁嘎擁嗄”這樣的句子,在語境中已經交待清楚,是詩中人物即興的創造,發明權屬于他們,所以并不是什么方言。方言在詩中可能要慎用,這不是小說,煙火氣不能太重,所以一般來說容納方言的能力不強。如果要用方言,就要在特定的語境中,有特別的理由才好。

  錢江晚報:您是北方人,南方對您意味著什么?您詩中有“真正的智者在南方小城”,為什么將“智者”與“南方”聯系起來呢?

  張煒:詩中談到智者和南方的關系,只是隨機的,沒有邏輯上的必然關系。因為詩中人物在北方,那么寫到一個南方的智者,就顯得遙遠和陌生一些,更有想象的空間感。
 

  年輕時的張煒。
 

  【實際上這并不是世俗的愛情】
 

  錢江晚報:再說說詩人性情,您詩中有句“思念一些無情無義的老友”,太可愛了,為什么無情無義了還要思念呢?需要怎樣的人格的人可以成為您的朋友?由此延伸,《不踐約書》其實有很強的當下性,詩中不時可見當下的世界、人性、人生狀態、蕓蕓眾生的欲望、情感和矛盾,從這個層面來說,您覺得以長詩書寫當下性和現代性,相比長篇小說,是否有不及之處,和不可抵達之處?又或者說,反倒有某種超越之處?

  張煒:詩在表達人性的復雜與曲折,甚至是它的神秘性方面,與小說相比可能沒有強弱的差異,但有方式的不同。最微妙的元素由詩表述更好,但又不能像小說那樣細微曲折和繁瑣,不能過于具體。但是該有的元素它都有,也都能表現。詩的含蓄與概括性還不是其主要特征,它的精微與偏僻,更有邊界模糊的深闊,由此抵達的無限,才是它的最大魅力所在。詩的表達方面不盡具體,這種局限由它的另一些了不起的長處給彌補了。比如音樂,也是這個道理。音樂與記述清楚的文字,特別是散文類相比,固然含混多了,可是它的抗詮釋性、多解性,以及由無數人無數方向的挖掘和創造的可能,又變得極其寬廣不測了。音樂的力量,它的無可比擬的功能,也就在這里。

  錢江晚報:相比歷史、文化等顯性因素,長詩中的愛情,若隱若現,不是很容易解讀,雖然書中的《代跋》部分,您和張杰的對話中,談到了“愛情史詩”,但我覺得也可以不這么解讀,因為這樣的“傾訴”中太隱喻,太抽象了,使人難以還原到愛情這個維度上面去,但《不踐約書》無疑是深情的,這種深情也像極了愛情的質地,所以我更認同是一個“開放的詩歌系統”。弱弱地問一下,您在文壇縱橫多年,公認的帥哥一枚,您現在是如何看待愛情的?在中國古典語境中,才子也是需要紅顏知己,“紅袖添香”的意境也由來已久,您認為一生中的愛情體驗對男性重要嗎?愛情是否是詩人的必需品?

  張煒:這部詩中寫到相當多的,甚至是骨架的部分和元素,當然還是愛情。這是世俗的愛情嗎?貌似。這種貌似很重要,這就讓一部詩章不至于凌虛蹈空。但實際上這并不是世俗的愛情,這不過是相互間的一個大比喻而已:那女的只是一個詩歌女神,她的洋名兒在注解里有,叫Musa。一個被她誘惑的男子這輩子遭了大罪也享了大福,他們相互猜忌、熱戀、背叛、周旋、中傷,還有信誓旦旦。這也從一個方面一個角度,再現了詩路之坎坷。結局還算好。寫的是詩,總不能說詩歌女神的壞話。但是,對于這個女神的理解,情感模型及諸多依據,也必須是世俗的,不然就不好接受也無從把握。從物性的角度來看,女神或大大有異于常人,但我們也只能在想象中去領會,難以有更大的超越。詩人對社會道德現實歷史等復雜的觀念,一些感知和感慨,也全部是與女神的熱戀和交往中體現的,其獨特的意義也許就在這里。

  人物簡介
  張煒,當代作家,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。山東省棲霞市人。1975年開始發表作品。
  2020年出版《張煒文集》50卷。作品譯為英、日、法、韓、德、塞、西、瑞典、俄、阿、土、羅、意、越、波等數十種文字。著有長篇小說《古船》《九月寓言》《刺猬歌》《外省書》《你在高原》《獨藥師》《艾約堡秘史》等21部;詩學專著《也說李白與杜甫》《陶淵明的遺產》《〈楚辭〉筆記》《讀〈詩經〉》等多部。作品獲優秀長篇小說獎、“百年百種優秀中國文學圖書”、“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”、茅盾文學獎、中國出版政府獎、中華優秀出版物獎、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特別獎、南方傳媒杰出作家獎、京東文學獎等。
  近作《尋找魚王》《獨藥師》《艾約堡秘史》等書獲多種獎項。新作《我的原野盛宴》反響熱烈。
 (錢江晚報·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)

責任編輯: 西江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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