劉向陽:透過父親的作文本

作者:劉向陽 | 來源:中詩網 | 2021-02-22 | 閱讀:

  導讀:劉章,1939年1月22日出生于河北省興隆縣上莊村。當代詩人,國家一級作家。主要著作有《燕山歌》《劉章詩選》《劉章詩詞》《劉章絕句》《劉章散文選》《劉章評論》《小寶寶歌謠》等 50 部和詩文全集《劉章集》。組詩《北山戀》1980年獲得全國首屆中青年詩人新詩獎。2020年2月20日11時在河北省石家莊辭世,享年82歲。

  故鄉興隆縣政協計劃編纂我父親、詩人劉章的文史資料,2020年11月25日,安排秘書長馬建軍等幾位同志來到石家莊,搜集、拍攝、復印。我為他們翻找父親的遺物和有關資料時,看到了一個父親上高中時的作文本。閱讀父親高中時寫下的作文,我非常驚訝,不是一般中學生作文的腔調,語言簡潔干凈,內容情景交融,沒有一點穿鞋戴帽政治口號的毛病。雖然篇幅都不長,但成熟完整。在這個作文本里,有一首詩《我要做個普通農民》,日期落在了1957年4月19日,這就是后來刊發于《人民日報》、有些傳奇色彩的那首詩了。多少年來,關于父親的這件往事,我知道故事,沒成想父親還保留著原稿。可惜的是,與父親天地相隔,沒有機會拿著這本作文,聽父親親自講一講那段過往了。

  父親過世后,他的書房始終保持著原樣,所有物品一直沒有動過。我們覺得,保持父親生前室內的布局和物品的擺放,接續著父親在世時的生活狀態,父親也就始終和我們在一起。

  頭一次翻看父親的遺物,進一步感受到父親是一個特別細心的人,各種物品分門別類,整理的條理有序,保存完好。父親的遺物引起了我對父親深深的思念。特別是那本作文,激起了我對父親高中生活的回想和追索。父親的高中生活是在承德高中(現承德一中)度過的,時間是1956年10月至1958年2月。父親在承德高中讀書時開始文學創作并發表作品,那里,是他文學旅途的出發地。父親讀了三個學期高中就半途退學,是因為在那個特殊年代受到了不公正待遇,險些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。承德高中是父親接受系統教育的最高學府,也曾是他的傷心之地。我常想,如果父親不是趕上了那樣一個年代,不是趕上了那樣一場運動,如果父親在承德將高中讀完,并從那里走入大學,他走出的就是另外一條人生軌跡,事業成就也許更大。

  父親的初中學業是在興隆縣中學完成的。三年的初中生活,他表現積極活躍,幸福快樂,他自己稱之為“春風般的初中三年”。他有天賦,愛讀書,知識面廣,活潑開朗,善良敦厚,深得老師和學校領導的喜愛。他的班主任張老師曾當著全班同學的面說:某某同學再學三年,知識也趕不上劉璽(那時我父親名叫劉璽)。他在學習的同時,還是老師的小助手。學校里有什么活動,需要為黑板報寫稿子等事,班主任都交給他。學生的復習資料也大都是他刻印。父親說,他的近視眼,就是在煤油燈下給同學刻手章、給老師刻復習資料造成的。1956年夏,臨近初中畢業,社會上的肅反運動還在持續,由于他的班主任張老師參加過國民黨的外圍組織,是被清查對象,因此,影響了抓工作的心情,把畢業前的事情都交給了幾個班干部,學生的畢業鑒定都是父親起草的,張老師稍作修改,再由他工整謄抄。父親回憶,班上一名叫朱慕貞的女同學,平時喜歡打扮,他由于“左”,竟然在鑒定書中寫上了“有小資產階級意識”的評語。張老師心不在焉,也沒有刪去,朱同學看到后大哭一場。為此他非常懊悔,深感愧疚,后來曾撰文向朱同學道歉。

  父親曾多次與我們說過,他由于性子急,馬虎,再加上有些偏科,在班里的學習成績盡管也不錯,但從來不是最拔尖的。但是在老師和校領導的眼里,他始終是好學生。那時,縣里沒有高中,承德高中是承德地區的最高學府。政策規定,縣中學可以保送少量優等生入承德高中。父親初中畢業時,縣中學校長黃鵬宵和教導主任李權午力主保送了父親。父親曾謙虛地說,若不保送,他不敢說準能考上,伯樂之恩,三生難報。我覺得,老師慧眼視才,大膽薦舉,也是難得。

  父親是1956年9月29日啟程到承德高中報到的。那年,我們鄉里升入承德高中的僅父親一人。從故鄉的小山村到承德市,步行要走兩天,需翻越幾座大山。途中,他住在了壽王墳銅礦的堂姑家里。父親的童年時代,夜晚用的是松明照亮,解放后才用上煤油燈。他在興隆中學讀書,用的也只是玻璃罩子燈。而壽王墳銅礦,當時已列入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重大工程,雖然這時還處于緊鑼密鼓的建設之中,但是已從唐山架設過來供電線路,礦上用上了電燈。當天晚上,姑父吳占春領他登山看夜景,第一次看到燈火輝煌的景色,讓他激動異常,很快寫出了一首詩作-—《礦山之夜》。到了學校,他把詩稿交給了《承德群眾報》文藝部的劉光波老師,很快就發表出來。父親從興隆中學開始接觸文學并試筆創作,投過稿,始終沒有被采用。《礦山之夜》應該算作他的處女作,是他的作品第一次變成鉛字。這年冬天,他又在《承德群眾報》發表了《姑娘回到故鄉》等多首作品。雖然他覺得那些作品都不夠成熟,后來編輯出版作品集時并沒有收錄,但必定給了他肯定和鼓舞,給了他向大報大刊攀登的勇氣,那是他第二年登上《人民日報》《河北日報》的一個個堅實臺階。

  1957年春天,《人民日報》《中國青年報》連續報道了知識青年呂根寶、呂宜澤等人還鄉務農的通訊,還配發了社論,號召知識青年把文化獻給家鄉,建設新農村。父親想,對黨團組織的號召,應該有回應。于是,在4月19日的作文課上,他問胡鴻蔭老師,可不可以自由命題,胡老師說要覺得有話說,可以。于是,他揮筆寫下了《我要做個普通農民》。詩中用第一人稱寫法,首先自我批判了輕視農民的錯誤思想,后半部分抒發了扎根家鄉做個普通農民,建設新農村的決心。交作文之前,他謄抄了一份寄給了《人民日報》。5月1日,《人民日報》在第八版發表了。胡鴻蔭老師先看到了報紙,興沖沖跑進教室,向父親報喜道:“劉璽同學,你知道嗎?《人民日報》把你的詩發表了”。父親嘚瑟地問:“老師,給我的作文判分了嗎?”胡老師說:“那還用判,那還用判。”在我見到的父親的作文本上,其他作文老師都給評判了成績,全是五分,還有相當有見地的評語。只有《我要做個普通農民》一篇沒有打分,也沒有評語。

  父親初入高中時,是有些失落的。在小學時他是學生干部,在初中時是團支部委員,總是學校的名人,老師眼里的紅人。到了高中,學生生源更整齊了,他也就不那么顯山露水了。用他自己的話說,入學后他連個團小組長也沒有混上,覺得自己失寵了。開始,老師指定他當宿舍長,他覺得如孫悟空被封為弼馬溫,受到了羞辱,沒干。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詩作,他有了揚眉吐氣的感覺。他自己后來反思:“為此產生了驕傲情緒,開始翹尾巴了。”學校看出了他的問題,于是團委書記找他談話:“《人民日報》發表了你的詩,這是黨培養的結果。你要謙虛謹慎。”父親年老反思,這話并不錯。要不是黨領導人民軍隊趕走了日本侵略者,建立了新中國,他這樣一位出生在“無人區”,六歲不知醬味的窮孩子,怎么能有機會上高中。父親有四個哥哥,兩個姐姐,都沒有上過學。可惜當時他沒有買賬,心想,我發表了詩,還要記在你團委書記的功勞簿上?端陽節那天,父親到照相館照了一張照片,自題寫到:“學習屈原,為國高吟。——一九五七年端陽,十八歲于承德”。

  奶奶在四十歲才生下我父親,對這個老兒子格外嬌寵,從小到大,沒有罵過他一句,沒有打過一掌。伯伯和姑姑們對他也都非常疼愛。父親童年生活盡管苦寒,但天性沒有被壓抑,他從小就不怯生,敢說話。他六歲那年四月的一天,為了躲避敵人抓捕,我奶奶和大奶奶兩家人,逃到了高山之上。不料因有漢奸告密領路,他們兩家共十四口人,還是一同落入了敵人的魔掌。面對敵人的槍口,在生命難保的情況下,他勇敢地站出來向敵人求情:“先生,放了我們吧,我們還是孩子呀---。”兩個兵將槍放下,一個對另一個說:“這孩子,真敢說。”另一個說:“也干凈,不像有些孩子,從不洗臉。”敵人果然沒有對他們下死手,把他們趕下山關進了人圈。后來在好心人的幫助下,又從人圈里逃出,保住了性命。我的大奶奶也就是父親的大娘曾多次說:老侄子聰明,敢說話,救了我們十四口人。小學和初中,老師慈祥,同學友善,大家以誠相見,親密無間,很少鉤心斗角,沒有虛情假意,他總是有啥說啥,直來直去,率性而為。可是到了1957年,父親依然這樣就不行了。報紙上批判流沙河的《草木篇》是大毒草,父親為之不平,在同學中公開說那不是毒草。有一個星期六,一名女同學邀他同去看槍斃犯人,父親拒絕了,還跟人家說,一生一世,老早結束生命,對那個人來說,畢竟是悲劇。這樣的言論,本是個人見解,怎想到有人別有用心,暗記在心,成了后來批判他的條條罪狀。

  由于天真,不諳世事,盡管社會反右的狂風暴雨已經來勢洶洶,應該謹言慎行才是,但父親卻像一塊政治絕緣體一樣,全然不知,沒有感覺,依然我行我素。再加上受武俠小說的影響,還常常出點風頭,給學校提尖銳意見,或搞點小事端。有一次選舉出席某級別會議的學生代表,班主任指定候選人,他串聯同學推翻重選,最后選了班里的團支部委員、詩人何理。還有一次,全年級的化學考試,同學們大都沒有及格,他跑到行署教育局“告狀”,導致此次考試成績被廢棄。當時他們在校外住宿,宿舍冷,班里張學詩同學寫了《宿舍小調》,發泄不滿情緒,惹怒校方,組織批判。父親寫了假批判真包庇的《道是無因卻有因》。父親老年回憶,當時的他,真是有點孫悟空鬧天宮的勁頭。

  現在有一句話,青春是用來揮霍的。1957年,十八歲的父親確實有一股揮霍青春的勁頭,這也就使他的浪漫時光與同齡人相比,消費的快了一些。

  1958年的年初,放寒假前,學校在同學中開展了“社會主義大辯論”,有幾個同學很快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,被開除了學籍。這些同學的遭遇,讓父親終于看到了政治環境的緊張。但是當他剛剛有所警覺,不想在學校黨團組織沒人同他談話,在沒有任何人通氣打招呼的情況下,團支部就突然組織召開會議,宣布對父親進行辯論批判。一些平時思想并不進步的同學,這時成了批判父親的積極分子,成了英雄。批判父親的罪名是不認可流沙河的《草木篇》是大毒草;不看槍斃人,同情死刑犯等。最讓他接受不了的是,有人追問他:為什么“右派”老師施永齡等對你好,可見你們骨子里都是反黨的,臭味相投。有的人甚至怒吼:“劃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”。父親已知道那意味著什么,嚇得脊梁骨冰涼。批判會是疾風暴雨式的,不容父親分辯,不容他講話。

  后來得知,批判父親的會議,是他的班主任楊老師鼓動召開的。不知楊老師當時是真的想幫教父親,還是想自己表現。如果想幫教父親,理應直接找父親談談,他們可是師生關系呀,他面對的可是只有十八歲的中學生呀。

  當時,年輕的黨支部委員甄樹春老師為父親說了一些公道話。他說:“劉璽同學本質是好的,是耍個人英雄主義。”他也婉轉批評父親道:“我擔心,由于你的驕傲自滿,影響了你的天賦的發揮。”父親是個勇于自省,敢于認錯的人,他始終認為甄老師批評的特別對。甄老師的話,他感受到了溫暖,使他警鐘長鳴,受用一生。說他反黨,他覺得實在冤枉,從不認賬。

  1958年1月25日,臘月初六,大寒時節,父親到新華書店買了一本戈寶權翻譯的《普希金文集》,自己獨自到避暑山莊的山頂上去閱讀,并把《假如生活欺騙了你》寫在了一塊山石上。父親在自傳《一生一首詩》中,對這一段經歷有記述。回憶中,父親認為買書、背詩似乎是在他被批斗之前,我覺得他可能搞錯了。從他當時的心境和他周圍的環境不難看出,那是在他被批斗之后。他當時的心境是“郁暗”的。另外,他買書的日子已經是臘月初六,也是進入大寒的第六天,此時的承德,正是冰天雪地,如果不是內心憋屈、孤獨,怎會在這樣的日子到山頂上去讀書,還在石頭上寫詩勵志。按照慣例,臘月初六,北方的學校已經臨近放寒假了。學校真的會在父親即將啟程回家之時,搶抓時間用一場批斗會為他送別嗎?我能體會得到,那個冬天,對于父親來說有多冷。

  放假后,父親是提心吊膽回到家里的,因為他怕在學校挨批判的事情傳到家鄉。革命老區的孩子,老黨員的后代,因為不諳世事,差點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,讓父老鄉親知道,多丟人啊。到那時,鄉親們又怎能知道他在學校到底說了什么,做了什么,自己怎能證明自己的清白。好在,全鄉只有他一個高中生,那時消息又不靈通,沒有人知道。

  那個春節父親過的注定是郁悶的。能不能繼續上學成了問題。他多么希望繼續上學呀,因為他是那么喜歡讀書,喜歡校園。父親出生在戰亂年代,兒時過的是東躲西藏,死里逃生的日子。七八歲之前,他沒有見過書是什么樣子。日本鬼子投降后,日子相對安定下來,1948年村里建成了小學,父親才有機會上學讀書,那年他九歲。與父親一起上學的同班生,有的已經二十多歲。他們兄姊七人,只有他有條件上學了,所以特別珍惜學習機會,學習很用功。

  父親生在1938年臘月,屬虎。奶奶說,她生老兒子之夜,夢見從家屋后山梁下來一只猛虎,于是總覺得這是什么征兆,常念叨他是黑虎星,長大后一定會有出息,要好好念書。奶奶拿定主意要供父親讀書成才。分家時,奶奶把土改時分到的最好的二畝地(灣道溝)給了父親,她跟伯伯們說,誰也別爭,這塊地是留給我老兒子讀書用的,沒人爭執反對。我的爺爺劉文魁,上過一冬夜校,因為聰慧,竟使他比本村有錢人家子弟讀四五年書學問還深,成了村子里的文化擔當,鄉親們呼他“大先生”。共產黨鬧革命,依靠窮人,又需要文化,1938年,他成了八路軍的辦事員。1942年,黨建立基層組織,他成為了村里第一名黨員,第一任黨支部書記,化名劉國開展工作。爺爺在1948年曾脫產,父親一直保存著爺爺當年的油印工作證,為冀東區八區公所公務人員。爺爺應該比一般的村民更懂得掌握文化的重要。九歲之前,父親沒有名字,人們都呼他乳名小老。1948年冬天入學前,爺爺為他取名劉璽,把他送進了學堂。父親升入初中,也是爺爺送他入校。輾轉收到錄取通知書時,學校已經開學十日,家里還沒有做任何準備。爺爺沒有任何遲疑就領著他上路了。半路在柳河的親戚家,爺爺為父親借了一床被褥,解決了父親住宿的鋪蓋。供父親讀初中高中的費用,也大都是爺爺做泥水匠和鄉村貨郎掙得的。爺爺和奶奶是半路夫妻,父親不是爺爺親生,但他始終視父親為己出,使父親享受到了父愛的滋味。

  家鄉離縣城一百六十華里,父親讀初中時,奶奶曾騎毛驢,曉行夜宿,往返五六天時間到學校去看他。這是奶奶一生中最遠的出行。那時鄉村沒有電話,也沒有投遞員,每年估摸著該到父親放寒暑假的日子了,奶奶就到離家一里地的北臺子地沿路口張望,迎接父親歸來。為此父親曾作詩一首《雕像》:“常憶讀書在外,放假歸鄉/總見母親在高坡眺望/目光凝視,一動不動/像一尊雕像。/這情景永遠鮮明/而母親沉睡荒壤/回首家鄉每一座山峰/都似母親望我的模樣。”父親是奶奶的心尖子,對父親給予了厚望。

  春節過后,假期結束了,父親沒有按時返校。這時他的心里是非常矛盾的,常常自己與自己打架。返校不返校,猶豫不決。雖然父親沒有按時返校,但是沒有收到一封學校老師或團組織勸他返校的信函。母親說,她與父親結婚后,曾多次聽父親說過,那一陣子他天天盼著收到學校勸他返校復學的信,如果收到了,返校復學不是沒有可能。父親從來沒有想過,不讓他返校復學,也許就是學校研究之后的一個態度和決定。

  父親入承德高中讀書時,三大伯夫婦與爺爺奶奶搭伙過日子。1957年底,三大伯分家另過,搬到了二十里之外的安子嶺村。春節過后,奶奶的肝病復發了。家中有一些壽材,爺爺想把板材賣掉,籌錢為奶奶買藥治病,奶奶不同意,認為那是三大伯治下的,爺爺無權處置。半路夫妻本來粘合度差,易裂,奶奶曲解了爺爺的好意,還出口傷人罵了爺爺。爺爺一氣之下,也犯了男人最不該犯的錯誤,動手打了奶奶兩巴掌。這下兩人結了死仇,奶奶把爺爺趕出了家門。奶奶身邊只剩下父親一人陪伴了,這時他想返校也拔不開腿了。萬般無奈,父親寫了退學申請,學校很快給他寄來了高中肄業證書:“河北承德高級中學肄業證書/(57-58)肄證字第11號/學生劉璽現年十九歲,原籍河北省興隆縣人。曾于本校高中貳年級第壹學期肄業。一九五八年退學。/此證/一九五八年四月三日。”高中肄業,成了父親一生的最高文憑。后來父親回想,寒假結束后他遲遲沒有返校,奶奶可能看出了問題,雖然始終沒問,但對他的希望破滅,加重了病情。我想還有另一種可能,奶奶知道自己病的很重,實在舍不得父親離開,所以沒有捅破那層窗戶紙,也就隨了她最后的心愿,在自己人生最后的日子,巧妙地把父親留在了自己身邊。

  奶奶病的越來越重,不能做飯,父親也不善炊事,他只好把剛生下表兄一個月的二姑接回了家。二姑做飯,父親與鄉親們一起出工勞動。每隔三天,他到鄉里為奶奶買一次藥,回來后為奶奶煎服。1958年10月21日,農歷九月九日重陽節,奶奶離開了人世,終年五十九歲。父親和二姑,始終侍奉在她的身邊。特別是二姑,離家舍業整整侍奉了奶奶八個多月。二姑夫曾兩次到家想接二姑回去,看到眼前狀況,吧嗒吧嗒嘴把想說的話都咽了回去。父親一歲多時,其生父客死黑龍江璦琿。他不滿二十歲,又失去了母親。

  雖然離開了校園,但父親始終沒有中斷學習。雖然農活非常繁重,雖然侍奉重病的奶奶心情焦慮,但他常常堅持晚上點著煤油燈看書。寒假回家時,他帶回了《普希金文集》和《裴多菲詩選》,這時成了他的精神伴侶。他還托人從承德給他郵寄《詩刊》,還訂閱《人民日報》。沒有錢,他就一次訂閱一個月的。結合報刊發出的文藝導向和表現形式,在田間地頭,在為奶奶買藥的路上,父親構思創作了一批反映農村火熱生活的作品,從1958年下半年開始,這些作品陸續在各地報刊發表。特別是1958年10月《詩刊》一次刊發組詩二十首,使他很快在全國產生了影響。1958年《詩選》以“黨是春雨社是花”為題選編了他的五首作品。1959年5月,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詩集《燕山歌》。有人說,他在詩壇一出現就直接進入了盛花期。只是,他怕用本名劉璽發表作品,被學校里的人看到后給報刊寫信,告他是“準右派”,導致報刊封殺他,從1958年起,他投稿改名“劉章”,后來,他的原名卻少有人知道了。

  年輕的時候,父親對承德高中對他開展批判活動,導致他被迫中途退學是有怨恨的。1958年5月13日,父親剪裁一塊紅布,在上面寫下了這樣兩句:“寧愿天下人負我/而勿使我負天下人。/五八年五月十三日/劉璽題”。這塊紅布,連同父親的初中畢業證、高中肄業證,《燕山歌》的出版合同,以及爺爺的工作證和熱河省政府獎勵爺爺革命有功的函件等,作為家庭文物,父親生前交給了我保管。這次家鄉縣政協的同志來尋資料,我提供給了他們。年老之后,父親的認識產生了變化,把那塊寫有誓言的紅布托在一張紙上,又在紅布下方加寫了幾句話:“1958年4月憤而退學,思白臉君子,想人生之路,題此誓言。今日偶然見到,感慨萬千。做人也難,辦事亦有負人之時,徒言何勿使我負天下人?他日當就此而作文。1988年8月10日記”。是啊,人生如萍如寄,風吹浪打,怎能時時都能把控。

  1958年,對于父親來說是一個重要年份。這一年,他被迫退學,中斷學業;慈母病重,終而辭世;在國家大刊物發表作品,產生影響。這一年,生活的面孔對父親時冷時熱,讓一位不滿二十歲的青年,嘗到了過多的酸甜苦辣。他的心情可謂過山車一樣跌宕反轉,悲欣交集。這一年,他經歷的太多,承受的太多,也收獲了很多。

  承德高級中學后來更名為承德一中。1993年建校九十周年時,曾邀請父親回校參加紀念活動。那時父親心里還沒有釋然,還有一些東西沒有消化,他拒絕了,回信稱“貴校”沒有叫母校。到了2003年,父親的心情完全平復了。當學校舉辦慶祝建校一百周年活動,再次向他發出了邀請,他愉快接受了。學校也把他視為貴賓,給予了最高規格的接待。回校期間,他宴請教過他的老師吃了一頓飯,遺憾的是,上學時對他很好的施永齡老師,已于一個月前去世了。他惦念了半輩子,曾想方設法打聽施老師的下落,后來知道施老師后半生相當艱難,本想見面時與老師敘敘舊,安慰安慰,臨了卻只差一個月時間沒有見到。父親一生尊師敬師,秉承一日為師,終生為父的理念。他與小學教過他的司蘭章老師、王玉老師,中學教過他的張君濤老師、李權午老師、劉殿忱老師等,都保持著長期的聯系,有時在年節還送上一份敬禮,并為多位老師著文,敘寫師生情。但是因為內心的創傷,他長時間斷了與承德高中老師的聯系,從承德高中退學后,幾十年沒有踏進過該校的大門。再次回到母校,已經四十五年過去。

  盡管心情復雜,承德高中始終在父親的頭腦中占據著一塊位置,他始終忘不了承德讀書時的青蔥歲月。1958年臘月在承德山上讀《普希金文集》時,他撿了幾個紅葉夾在書里。當時,他可能已經意識到將要與承德作別,留作紀念。一生中,父親無數次從書中拿出紅葉翻看。其實他看的不是那紅葉,那紅葉是他打開那段往事的按鈕。1982年4月,他寫過一篇散文《紅葉相思》:“我曾經在承德讀一年半書。十七十八,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華,像春天的小苗,吸收著每一滴知識的雨露;像出巢的小燕子,自由奮飛,柔情似霏霏雨霧,希望像七色彩虹。春月夜,我曾經和同學們到南菜園的大壩上,或悄悄而行,聽武烈河里蛙聲一片;或放聲談笑,論古說今。那溶溶月色,那裊裊柳絲,至今還留在記憶的屏幕上。秋天,我曾經獨登南山,背誦著普希金的詩句:假如生活欺騙了你,不要悲傷,不要心急,陰郁的日子需要鎮靜,相信吧,那愉快的日子即將來臨。”

  1985年夏,我技校畢業即將工作前,曾到承德、北京游覽了一圈,那是我第一次去承德。回家后向父親講述旅游經歷,當說到避暑山莊南山積雪亭時,引起了父親的話題,對我講了不少他在承德的求學生活。他當時的情態我永遠忘不了。1998年,父親又在回憶錄《一生一首詩》中有寫到:“在《普希金文集》里,還夾著承德南山的紅葉,四十年,與詩在一起,沒有化作塵土。紅葉四十年如故,我已垂垂老矣。”

  父親對承德的情感難以割舍。

  人們把自己求學讀書的地方都尊為母校,表達了無限的深情和愛戴。從學校的角度說,既然為母,也一定應該有母親的襟懷,對待每一個學生,都應該視為自己的親子,傳承的是自己的血脈。我覺得特別是中小學校,更應該懂得寬容、愛護,因為投奔其懷抱的,都是幼子。對待自己的幼子,可輕打重罵,但不能羞辱他,冤枉他,傷害他。一個園丁,學問是否深厚,知識是否淵博,固然重要,但是否有愛心和師德,更為關鍵。教書育人不能偏重一方。盡管我的父親在學校過早地經歷了狂風暴雨,慶幸的是,沒有被摧折。在后來的生活中,始終保持著向上進取的心勁,保持著積極的人生態度。無論是回鄉擔任大隊干部,還是進城做文學雜志編輯、主編,都敢于掙脫局限,突破壁壘,開拓出一片新天地。在文學創作方面,更是勤奮實踐,勇于創新,不斷突破自己,收獲了幾百萬言的著述,擁有了獨屬于自己的精神花園。回顧父親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活,我常懷想,不知父親那幾位在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,被開除了學籍的同學,后來過的怎么樣呢?都還好嗎?

  寫于2021年1月石家莊封城的日子。

  紀念父親逝世一周年

責任編輯: 山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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